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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导航系统是无人机、智能船舶等新型载具的核心控制单元，已成为现代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关键支撑。卫星导航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催生了卫星导航终端劫持类型犯罪行为。

　　此类新型犯罪兼具网络隐蔽性与现实危险性，我国刑法认定中存在一定困难。以下结合典型案例，简单介绍卫星导航终端劫持攻击行为刑法适用的核心争议。

　　王某原为某物流公司员工，因解除劳动合同心怀报复，利用在职时留存的无人机编队系统后门，侵入公司运输任务的无人机编队飞控系统，劫持其中1架无人机，修改返航坐标与飞行高度程序，使无人机失控坠毁，撞击地面通信基站天线万元，王某犯罪目的仅为报复泄愤。

　　郑某系某航运公司工程师，因公司与目标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故意图制造事故窃取对手核心物流数据。发现目标公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综合船载网络导航功能依赖特定芯片，遂利用供应链漏洞，将恶意代码植入该船待更换的导航备用芯片。运输船远洋航行期间启用备用芯片后，恶意代码被激活，劫持北斗/GNSS信号通道注入虚假定位数据，伪造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向发动机控制系统提供虚假动力参数，使船舶隐蔽偏离航道驶入暗礁水域，从而借事故混乱窃取数据。所幸船员通过传统天文定位发现异常，紧急手动操船避险，但仍造成船上精密设备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80万元，且转向时与邻近渔船最近距离仅100米，引发人员恐慌，构成重大海上航行险情。

　　卫星导航终端劫持攻击，是利用“技术手段”对终端载体进行控制，从而产生现实危害的突破传统计算机犯罪边界的新型犯罪。该类犯罪的刑法适用，首要争议聚焦于“技术手段”的认定。我国刑法规定将劫持类犯罪劫持手段限定为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其他方法”只能是与暴力、胁迫相当的物理强制手段。那么，利用技术手段的卫星导航终端劫持是否可以认定为“其他方法”？

　　随着《海牙公约》《北京议定书》修订，国际公约已将劫持航空器的手段扩展至技术手段。公约同时规定，在航空器内通过暴力、胁迫劫持航空器属于劫持行为，在航空器外技术干预控制载具的行为同样属于劫持范畴。

　　我国刑法劫持航空器罪所规定“其他方法”同样具有开放性。和国际公约一致，这里的“其他方法”应当是指足以剥夺或限制载具操控权的强制方法。技术手段通过篡改数据、劫持控制系统实现对载具的实质控制，与暴力、胁迫在本质上具有同质性，理应纳入“其他方法”范畴。上述两个案例中，王某利用系统后门控制无人机、郑某以恶意代码劫持船舶导航系统，均属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实现对载具操控权的剥夺，效果与暴力控制无异，应认定为“其他方法”。当然，此类技术手段的适用边界还需明确界定，若只是轻微干扰导航系统，没有对载具核心操控权的实质掌控，则不能认定为劫持航空器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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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通过技术手段操控接收卫星导航信息的无人机飞控终端系统，无人机是否属于刑法劫持航空器罪中的“航空器”？有人认为，劫持航空器罪的航空器，只能是载人航空器，不包括无人机，其理由在于该罪的立法目的是保护不特定人的公共安全。也有人认为，该罪的航空器，既包括载人飞机，也包括无人机，不特定财产的安全同样需要刑法保护。

　　应当认为，劫持管制空域内运行的无人机，同样会危害航空秩序与公共安全，值得刑法予以保护。将无人机纳入航空器保护范围，能填补低空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监管空白，符合国际公约精神。我国2025年12月27日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也规定，符合特定条件的无人机属于民用航空器。民用航空法的颁行，为劫持无人机是否属于劫持航空器这一争议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符合特定条件的无人机应纳入该罪犯罪对象范围。

　　卫星导航终端劫持攻击行为不仅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危害公共安全，还可造成财产损失。王某修改无人机飞控程序，郑某植入恶意代码篡改导航数据，均实施了干扰、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行为，均符合刑法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构成要件。同时两案行为均危害公共安全，触犯劫持航空器罪。根据刑法一般适用要求，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的，应当从两罪中择一重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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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卫星导航技术的蓬勃发展，卫星导航在民用生活领域广泛应用。我们必须警惕对卫星导航终端的技术劫持攻击行为，加强对此类行为的刑法治理，用法治力量为高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推广应用保驾护航。